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与1997年修订的《刑法》，先后分别作了两次和十次修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从而保持了它们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58. 参见白建军：《司法潜见对定罪过错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法官职业化意味着精英化和同质化，法官需要具有专门的职业特质。
例如，韩延斌、李广宇、胡仕浩、甘雯、孙祥壮等法官入选。217. 参见李国光：《我的大法官之路》，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159. 参见李安：《司法过程的直觉及其偏差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横跨实务和法学两界的大法官是沈德咏和江必新。实际上有关法院与政府关系，包括中央地方关系的实例叙述，是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撰写的回忆录，回忆其在处理广东国际信托公司破产案中的权力关系安排。
63. 参见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何去何从》，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6卷第1辑。张志铭：《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问题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专门人民法院也是法院的一种类型。
肖扬：《肖扬法治文集》，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183. 参见张志铭：《中国司法的功能形态：能动司法还是积极司法？》，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陈卫东、刘计划、程雷：《法国刑事诉讼改革的新进展——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赴欧洲考察报告之一》，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10期。苏力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奸淫幼女的批复，批评认为这一政策会带来不可欲的社会后果。
案件请示与批复密切相关。但更多的研究来自于部门法的学者。
三、法院人事的知识议题 《法院组织法》特别是《法官法》规定了法院人事。此外，徐昕的研究团队自2009年开始每年发布《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其中提出对人民法院一语，建议取消人民这一定语而直接称为法院，这在贺卫方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后引起轩然大波。174. 参见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江华：《江华司法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86. 参见陈兴良：《司法解释改过之议》，载《法学》2003年第8期。这些关系还触及政治体制层面。当然，一定会有不少人质疑司法研究是否是一个学术存在。
但也有例外，例如，于明运用对反上诉审原理进行分析，指出现行审级制度是国家降低信息成本，实现政治治理功能的体现。（三）法官保障 法官保障包括确保稳定的任期、固定的薪酬、可预期的晋升空间等一系列激励机制。
张军：《最高审判机关刑事司法解释工作回顾与思考（1980-1990）》，载《法学研究》1991年第3期。15. 例如，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参见张英达：《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刍议》，载《法学》1991年第1期。高级人民法院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最高层级，也是直接连接最高人民法院，居于枢纽地位。常规的法官决策研究，集中于法官是否会严格适用法律问题。185. 参见侯猛：《司法中的社会科学判断》，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192. 参见王树义：《论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司法改革》，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3期。贺卫方研究侧重分析司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并对整个司法改革进行设计。
苏力认为有保留必要，贺卫方则主张废除。204. 参见张泽涛：《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的法理分析及其改革——以十八大以来法院体制改革为主线》，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
也有从实质上加以讨论，例如，苏力分析了裁判文书的风格形成的因果关系和制度因素。参见何渊、徐剑：《中国司法制度学高影响论文三十年回顾与反思——基于主流数据库（1978-2008）的引证分析》，载《东方法学》2010年第2期。
因为司法独立语词背后隐含的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架构。就一般性的讨论来看，周道鸾较早讨论了《法官法》的制定，对现行法官制度进行评价。
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公布了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至今已经是第四个。自198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每年举办一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徐向华课题组：《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路径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当然，在理念上与贺卫方相近的同辈学者中还有季卫东。
22. 参见强世功：《乡村社会中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4期。张志铭、李学尧：《论法院人员分类改革：以法官职业化为指向》，载《法律适用》2007年第1期。
贺卫方较早讨论了法官等级对司法公正的意义。自2009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组织评选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58. 参见侯猛：《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的运作：权力策略与信息选择》，载《北大法律评论》第7卷第1辑。这主要得益于研究者与实务部门的密切联系与合作。
例如，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0年就对法院改革提出展望，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健全法院组织体系，建立国家法官制度和经费管理体制。98. 参见宋晓：《裁判摘要的性质追问》，载《法学》2010年第2期。而李汉昌和苏力则从法学教育的角度，讨论了提升法官素质，提高法官专业化的问题。（五）实务界的研究情况 法律实务界也形成了研究司法制度和司法过程的学术氛围。
侯学宾：《司法批复衰落的制度竞争逻辑》，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16. 参见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载《南方周末》1998年1月2日。
傅郁林从民事再审审级裁量权入手，分析了高级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职能划分。这些研究者不仅有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来自司法实务部门，为数众多。
尽管通过核心期刊特别是法学核心期刊的遴选，表明发在这些刊物的文章有信誉保证，但仔细阅读这些文章以后就会一些特别发现。他认为，中国的司法体制是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
